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，想方设法削夺兵权，并为大宋王朝立下了“重文轻武”的家法。建隆三年，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了一块誓碑，其中有一条誓词：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疏言事者。”《宋史纪事本末》记载，赵匡胤对赵普说：“五代方镇残虐，人民深受其害。朕欲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，即使都贪浊，也比不上一个武人。”在宋tai祖看来，任用文士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，更不会像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。不管赵匡胤的本意如何，随着一系列政策、制度的实施，重文轻武成为了宋人的普遍风气，大明洪武、永乐一朝虽没这个风气，可自洪熙一来，这股风气也开始蔓延开了，那些文官多对武将轻视，去了军中由于不懂军务，偏要指手画脚，最后弄得军中将士束手束脚，很多时候，明明不是作战时机，碍于文官的干预，不得不出战，这样一来，战事的结果可想而知了，可战败的结果，却落得武将品尝，尤其可恨的是那些言官，捕风捉影，乱上奏折，弄到最后，武将多半不是斯死在了敌军的手中，反而是死在了锦衣卫的诏狱里，可谓是为了国家流干了血，又流干眼泪。这话儿一出言官登时不服了，刘观正要说话，朱瞻基扫了他一眼，忽然道：“准奏！”